从汉代祈福消疾的椒柏酒，到魏晋南北朝强健体魄的五辛盘、“固齿延年”的胶牙饧，再到唐宋以柏叶、柿饼、橘子等制成的“百事吉”，明清琳琅满目的果、糕、肉脯……中国年货的变迁史，是一部物质逐渐丰饶的进化史，更是一部文化观念的演进史。2000年间，年货从简单的祭祀之酒，发展为承载多重吉祥寓意的消费符号；也从庄严的宫廷“腊赐”、家庭祭祖场景，走向了充满烟火气的市井“年集”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份对丰饶的向往、对团圆的珍视、对幸福的祈愿，始终是中国人置办年货时不变的精神内核。

以酒为重 祈福消疾

　　汉代之前，岁首月份不固定。汉武帝时期，春节的时间固定下来，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始。从此时起，拜年宴请的习俗逐渐兴起，备年货成为“刚需”。当时，人们置办的年货种类相对较少，主要为祭祀用品、防病强身之食以及爆竹。

　　据《通典》记载，东汉时期，祭祖是春节时的重要活动，仪式复杂且隆重。东汉崔寔的《四民月令》中有云：“正月之朔，是谓正旦，躬率妻帑，洁事祖祢，及祀日，进酒降神毕，乃室家尊卑，无大无小，以次立于先祖之前。”正月初一，全家人要向祖先敬酒。之后，家中的小辈“各上椒酒于家长，称觞举寿”。新岁之初，人们还会向君主和亲人拜贺新年，“进椒柏酒。”

　　由这一记载可见，椒酒与椒柏酒是当时人们必备的年货。其中，椒酒是以花椒浸泡而成的酒，先秦时楚人已将其用于祭祀；椒柏酒在制作时添了柏叶，是椒酒的“升级版”。在汉代，北斗星神被视为掌管寿数的重要神祇，而花椒是祭祀北斗星神必不可少的“通灵香料”。同时，因花椒多籽，也寄托子孙兴旺、家族昌盛之意。时人认为，在新岁之初饮用椒酒能消除百疾、延年益寿，互赠椒酒有“送福”“送寿”之意。

　　东汉时期，除了民间互赠年货，朝廷也会在每年年终向文武百官发放银钱及年货。这一活动被称为“腊赐”，据《汉官仪》记载，腊赐按官阶分级发放，其中大将军、三公可得钱20万、牛肉200斤、粳米200斛。因数额丰厚，腊赐被视为最早的“年终奖”。

品类渐丰 辟邪强身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年货品类愈发丰富起来。据南朝梁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新岁之初，人们除了要“进椒柏酒”，还要“饮桃汤，进屠苏酒、胶牙饧，下五辛盘……各进一鸡子”。

　　其中的“桃汤”是用桃枝、桃叶、桃皮煮出的汤水，味道很苦。时人认为，桃木是“五行之精，压伏邪气，制百鬼”，新岁之初饮桃汤，可“去旧迎新，祓除不祥”。除熬煮桃汤外，时人还会置办桃枝、桃符等，插挂在大门两侧或门楣上，辟邪驱鬼、镇宅迎新。

　　屠苏酒也是时人必备的年货之一。“屠”意为“割”，“苏”意为“草药”，屠苏酒顾名思义就是用割好的草药泡制的酒。相传，屠苏酒为东汉末年名医华佗所创。当时瘟疫肆虐，华佗为救治百姓，研制出了这种药酒。百姓饮之，发觉其有强身健体之效，冬春之交饮屠苏酒的习俗渐渐流传开来。

　　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时人贺岁的饮酒次序。与如今“长者先饮”的习俗相反，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时人“凡饮酒次第从小起”，这是因为人们认为“小者得岁，先酒贺之”，小孩增加了阅历，应先喝酒庆祝；“老者失岁，故后饮酒”，老人失去了光阴，拖延一点时间再喝酒，有期盼长寿之意。这一饮酒次序体现出古人朴实的愿望。

　　要说必不可少的年货，非糖果莫属。今人过年吃糖，取甜甜蜜蜜之意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过年虽也有吃糖的习俗，但含义截然不同。时人所吃的糖果叫做“胶牙饧”，即如今的麦芽糖。隋代杜公瞻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注曰：“胶牙者，取其牢固如胶也。”古人认为牙齿的坚固程度直接关系到寿命长短，新岁之初吃黏黏的麦芽糖，有固齿延年之意。而在饮屠苏酒后吃麦芽糖，也是为了对抗老者失岁的焦虑，为老人多添一重福气。

　　吃过了麦芽糖，便要将早已准备妥当的五辛盘呈上桌案。晋代周处在《风土记》中对五辛盘进行了详细描述：“元日造五辛盘，一名春盘……即大蒜、小蒜、韭菜、云台、胡荽是也。”唐代食疗著作《食医心鉴》中有云：“食五辛以辟厉气。”时值寒尽春来，食用香辛蔬菜能够帮助人体驱散冬季积聚的寒气，强健体魄、驱邪避疫。同时，“辛”与“新”同音，寓意辞旧迎新；“五”则寄托着五福临门的祈愿。

　　营养丰富的鸡蛋也是受时人青睐的年货。南北朝时期疫病频发，时人认为新旧岁之交是“邪气易侵”的节点，吃鸡蛋能增强体质、抵御寒冷，符合“新年进补”的朴素养生观念。不仅如此，鸡蛋还具有圆润的外形，寓意圆满、团圆。全家“各进一鸡子”，为新岁的祈福仪式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
　　唐代，年货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。

　　美酒依旧是必备的年货。“与君同甲子，寿酒让先杯”“人歌小岁酒，花舞大唐春”“屠苏聊一醉，犹赖主人贤”“万宇灵祥拥帝居，东华元老荐屠苏”……唐诗中，有关春节饮酒的描述很多，酒的品类仍以屠苏酒、椒酒为主，常被称作“岁酒”“岁盏”。腊月酿造、除夕开封、正月饮用的酒也被称作“腊酒”，如“何处夜歌销腊酒，谁家高烛候春风”“晰晰燎火光，氲氲腊酒香”。

　　由刘禹锡的“寿酒让先杯”、白居易的“岁盏后推蓝尾酒”可见，时人仍延续“凡饮酒次第从小起”的传统。宋代窦苹的《酒谱》中有云：“元日饮屠苏酒，亦曰蓝尾酒，以年高最后饮之。”“蓝尾酒”因饮酒至末座，故称“尾”，有“末座得酒”之意。虽饮酒次序未变，但椒酒的饮用方式发生了些许变化。杜甫的《杜位宅守岁》中有一句“椒盘已颂花”，这里的椒酒不是提前以花椒浸泡好的，而是将花椒置于“椒盘”中，饮酒时取少许入酒。

　　五辛盘仍位居重要年货之列。薛能在《除夜作》中写道：“茜旆犹双节，雕盘又五辛。”门外的官旗仪仗还没收起，屋内的雕花食盘里已摆上了“五辛”。唐代，“春盘”作为五辛盘的雅称，逐渐深入人心，广泛使用。同时，盘中所盛之物也在传统“五辛”的基础上，更加丰富起来。在“岁盏后推蓝尾酒”后，白居易写道“春盘先劝胶牙饧”，原本单独食用的麦芽糖也被放入盘中。除了作为年货，春盘也是立春之日的节令食品。杜甫曾写下一句“春日春盘细生菜”，这里的春盘中便盛有细嫩的“春菜”。

量质飞跃 传递情感

　　宋代，年货在数量和质量上实现了飞跃。据追忆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城市风貌的《武林旧事》记载，南宋宫廷“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，三十日为大节夜……后苑修内司各进消夜果儿”。其中，不仅有“蜜煎珍果”“花饧、萁豆”等食品，还有“玉杯宝器”“诸色戏弄之物”等，用大盒子盛装，总共有100多种，“无不备具，皆极小巧”，并言明这样一份年货的花费，不少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，仅仅是为博皇帝一笑罢了。

　　民间的年货也十分丰盛。《武林旧事》中描述：“至于餽岁盘合（即年底用来馈赠的盘盒）、酒担、羊腔（即全羊），充斥道路。”腊月二十四，不仅要用“花饧、米饵”等祭祀灶神，还要“作糖豆粥”。除夕之夜更是热闹，家家户户“以五色钱、纸、酒、果，以迎送六神于门”。

　　《武林旧事》中还记载了“屠苏、百事吉、胶牙饧”等年货，并写明这些大多是从唐代东都洛阳流传下来的。虽然如此，但在唐代文献中，“百事吉”多为泛用吉祥语，这是其首次作为年货出现在文献中。据记载，其是一种以柏叶、柿饼、橘子等制成的节令拼盘，取“百事大吉”之意。

　　“年年最后饮屠苏，不觉年来七十余”“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”“节物映椒盘，柏酒香浮白玉船”……从苏辙、陆游等宋代文学家的诗词中可见，历经数代，椒柏酒与屠苏酒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年货，“先幼后长”的饮酒次序也未曾改变。

　　在延续饮酒传统的同时，果品小食在宋人年货中的地位似乎有所提升。薛泳在《青玉案·守岁》中写道：“一盘消夜江南果，吃果看书只清坐。”这里的“消夜江南果”可能包括江南冬季出产的柑橘、橙子、柚子、荸荠、菱角等鲜果，糖渍金橘、青梅、杏干、桃脯等蜜饯果脯，以及瓜子、花生、核桃、栗子等干果炒货，反映出江南物产的丰饶与词人淡泊闲适的心境。孙维信的《水龙吟·除夕》中则有一句“软饧酥豆，通宵不睡”，软黏的麦芽糖与酥脆的豆子相映成趣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在椒柏酒、屠苏酒、麦芽糖等“长盛不衰”的同时，饺子、年糕、干果坚果礼盒等如今春节必备的年货也悉数登场。

　　明代宦官刘若愚在《酌中志》中记载：“正月初一……饮椒柏酒，吃水点心，即扁食也。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，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。”其中的“水点心”“扁食”即为饺子。除此之外，刘若愚还提到了一种叫做“盒儿”的年货，为“柿饼、荔枝、圆眼（即龙眼）、栗子、熟枣，共装盛之”，与如今的干果坚果礼盒十分相似。另有一种年货“驴头肉”，“亦以小盒盛之，名曰嚼鬼，以俗称驴为鬼也”。

　　清代，各类年货食品已数不胜数。据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，乾隆年间京城的年货有“鹅油方补，猪肉馒首，江米糕，黄黍饦”等汤点，“腌鸡腊肉，糟鹜风鱼，野鸡爪，鹿兔脯”等酒肴，“松榛莲庆，桃杏瓜仁，栗枣枝圆，楂糕耿饼，青枝葡萄，白子岗榴，秋波梨，苹婆果，狮柑凤橘，橙片杨梅”等果品。其中的“江米糕”“黄黍饦”即为两种年糕，具有“年年高”的吉祥含义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清代还出现了专供百姓采购年货的“年集”。《京都风俗志》中描写了清末京城百姓置办年货的热闹场景：“十五日以后，市中卖年货者，棋布星罗……买麻秸、栢枝、米面、菜蔬，果品、酒肉，鸡鱼，凡食用之物，置办一新，以预过年。”

　　年货演变千年，变的是形式与品类，不变的是那份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情感诉求。从绵延超过500年的“小者得岁，老者失岁”的饮酒之序，到如今阖家围坐其乐融融地共享零食，年货早已超越物质层面，成为代际间、亲友间传递情感的媒介。这份朴素而温暖的情感，正是年货文化穿越千年而不衰的密码。

　　（ 王莎 ）

《中国食品报》(2026年02月12日02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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